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属于违法行为，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。就处罚权门属来看，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专门性机构之一，也是银行间支付、清算系统的组织者、协调者和管理者，依法享有对签发空头支票等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。关于处罚条件及标准问题，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》第31条规定，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的支票，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金额5%但不低于1000元的罚款。由此可见，签发空头支票在我国究竟应受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制裁，是以该行为是否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为判断标准的。根据《刑法》第194条规定，签发空头支票骗取财物，数额较大的以票据诈骗罪论处。换言之，当签发空头支票不以骗取钱财为日的时，就应由中国人民银行给予行政处罚。以“骗取财物为目的”作为刑事制裁还是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犯罪动机是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，若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只是由于一时疏忽大意或其他非故意情形，那么，处以严厉的刑事制裁显然处罚过重，有失公允。但是，如果这样的违法行为仅仅是承担民事责任，又不足以引以为戒，因此，作出比民事责任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是合理、恰当的，表明法律已确认该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，达到了惩罚和警示的效果。

    中国人民银行在对签发空头支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是否应审查出票入主观上是否具备“骗取财物为目的”，以及应如何审查呢？两级法院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，也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识。一审法院认为，被上诉人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应予维持。而二审法院则认为，上诉人签发空头支票违反法律规定，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，但是，应当是承担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，被上诉人应当依据证据作出相应的处理。被上诉人只提供了上诉人签发空头支票的证据，没有提供排除上诉人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证据，故认定被上诉人的主要证据不充分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30条的规定，有权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应查明事实，违法事实不清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在签发空头支票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上，出票人是否以“骗取财物为目的”是划分责任的重要事实，被上诉人应当查清核实，并依此为据作出处罚决定。因此，本案二审法院的判决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并无不当。至于应如何审查出票人主观上的行为目的性，可以结合其票据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、非法获利结果等客观因素予以分析。

    法条点击

  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

    第一百零三条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，情节轻微，不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    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》

    第三十一条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的支票，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金额5%但不低于1 000元的罚款；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偿支票金额2%的赔偿金。